交易名人字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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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画鉴定有一定的“模糊度”
金：您在鉴定古代字画的工作中，曾提出过“模糊度”，您是怎样解释这三个字的呢?
启：古代名人书画有真伪问题，因之就有价值和价钱的问题。我每遇到有人拿旧字画来找我看的时候，提出的问题，不是想知道它的优劣美恶，而常是先问真伪，再问值多少钱。又在一般鉴定工作中，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，又有许多“世故人情”掺在其间。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录，无论是历代哪个大收藏鉴定名家，从孙承泽、高士奇的书以至《石渠宝笈》，其中的漏洞破绽，已然不一而足;即是解放后人民的文物单位所有鉴定记录中，难道都没有矛盾、武断、模糊的问题吗?这方面的工作，我个人大多参加过，所以有可得而知的。但“求同存异”、“多闻阙疑”，本是科学态度，是一切工作所不可免，并且是应该允许的。只是在今天，一切宝贵文物都是人民公共财富，人民就都应知道所谓鉴定的方法。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“模糊度”，而这方面的工作者、研究者、学习者、典守者，都宜心中有数，就是说，知道有这个“度”，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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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纸绢的年代，我相信，将来必会有比“碳十四”测定年限更精密的办法，测出几中的时间差。人的经验又可与科学工具相辅相成。不妨说，人的经验是软件，或说软件是据人的经验制定的，而工具是硬件，若干不同的软件方案所得的结论，再经比较，那结论一定会更科学。从这个角度说，“肉眼一观”、“人脑一想”，是否“万无一失”，自是不言可喻的!
鉴定不只是“真伪”的判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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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威：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、所肯定的东西，谁也不敢否定。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作了许多诗，题了若干次。后来得到真本，不好转还了，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。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，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着皇帝口中，本不稀奇;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，却是冤案。
康熙时，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，康熙也喜爱董字。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，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，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，康熙大笑(见《庸间斋笔记》)。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，焉能自己都看不出。无疑，如果指出，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，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。说自己也看不出，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。这个答案，一举两得，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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挟贵。贵人有权有势有钱，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，这种常情，不待详说。有趣的一次，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，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，他说：“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，我不心疼，因为我买的便宜(价低)。”大家一笑，也就心照不宣。下边再看多少件，都一律说是真品了。挟长。前边谈到的那位前辈，误信伪题，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。王畅安先生何我惹他生气，他把我们叫去训斥，然后说：“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?”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，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。我们回答：“不淘气了。”老人一笑，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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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害：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，但不知真伪，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，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。买者请人鉴定，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，把假说真，这是骗局一类，可以不谈。难在公正的鉴定家，如果指出是伪物，买者退货，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，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。曾有流氓掮客，声称找鉴者寻衅，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，便敷衍了事。从商人方面讲，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，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;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，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。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，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，评论起来，顾忌不多;如果只有少数鉴家，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，弄成不愉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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忘形：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，见到一件挂品，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：“真的!”还和别人强辩一番。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：“立扬新令，真假一言定。不同意见人，打成反革命。”我才凛然自省，向人道歉，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!容众。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，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。唐兰先生、徐邦达先生、刘九庵先生，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，意见不完全一致，共同研究，极为和谐。为了集思广益，把我找去。我提出些备考意见，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，就定为真迹，请外地单位收购。后唐先生说：“你这一言，定则定矣。”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，急忙加以说明，是大家的共同意见，并非是我“一言堂”。我说：“先生漏了一句，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。”这两句原是陆法言《切韵序》中的话，唐先生是极熟悉的，于是仰面大笑，我也如释重负。颜鲁公说：“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葵丘之会，微有振矜，叛者九国。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。”这话何等沉痛，我辈可不戒哉!